玩弄与被玩弄的孩子气

时间事实上是可以分割的。这一步骤由空间置换或自然规律实现，也可以因反逻辑的力量而被颠覆。念头，偶然的，一闪而过的；结论，推理的，掷地有声的；系统，监视的，极端理性的。亨利带球机灵地闪过一个猛扑上来的切尔西后卫，正想传球给中路插上的荷兰人博格坎普，他的内心忽然划过一个伟大的念头。拉斯科里涅科夫在漏雨的房间里，揪着自己凌乱的头发，冥思苦想着拿破仑的宣言：“伟大的人们摧毁法律”(Great people smash laws)。2001年9月11日，乔治·布什正在一群孩子们面前作秀，他的安全助理打断了他，告诉了他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亨利像幽灵一样，飘过禁区的每个角落，在敌人们目瞪口呆的注视下，活生生捏造出足球的神话。拉斯科里涅科夫上了楼，举起刀，杀死了那个老太婆，就走了。而乔治·布什先生，在一群鲜花一样的军官的掌声的簇拥中，在国会的祭坛上，子弹射击般地吐出：“要么你站在我们这边，要么你就是我们的敌人”。

1937年，维托德·贡布罗维茨在《费尔迪杜凯》中提名了三类孩子气：“第一种孩子气，便是寻找小厮——长工——的探险。第二种孩子气，便是在这里回忆多年前在这里经历的事。第三种孩子气，便是这个封建家庭的孩子气。”在这部洋溢着讽刺和玩笑光彩的小说里，主人公尤奇奥和同班同学透敏斯因为贡布罗维茨的写作手法而来到了姨妈的庄园。透敏斯的身上渗透着一种无赖意识，小厮通过打他耳光的方式得到了地主老爷的一顿暴打，而透敏斯却从看似柔弱的自虐过程中赢得了个人主义孩子气的升华。不过，当孩子气企图与平等自由的理论攀亲的时候，它就已经逊色于那个封建家庭本身的孩子气了。地主老爷竭力维护的等级观念，终于在佣人们的嘲笑声中变得一文不值。贡布罗维茨发现一切精密的、逻辑的现有模式并非是无懈可击的，相反，它们的背后藏着完全的空洞和脆弱。这个极端危险的家伙，用东欧人惯有的笑声代替了辩论和战斗，在《费尔迪杜凯》中，他要说的无非是一句话：“你们这些孩子玩的玩艺”。

这个论点，仅在小说的开篇，就被一个粗糙的故事提了出来。一个三十岁的男人，莫名地被平科老师点化成了十几岁的小屁孩子。学校里，两帮孩子在进行生死决斗，目的是证明自己一方并非纯洁无邪，并没有极其可爱的小屁股。这场关于反孩子气反幼稚的争论恰恰证明了孩子气与幼稚性。这样生硬的构思只有贡布罗维茨才会觉得不算糟糕，因为他接下来又用同样的手法“赞颂”了老师和学校的孩子气。教师说：“伟大的诗歌，既然伟大，又是诗歌，就不可能不使我们赞叹，因此也就必然使我们赞叹”。这类同义反复的现代派作风在小说中逐渐演变成现代派家庭僵尸般的生活方式，并在故事的中场休息时遭到了贡布罗维茨极其私人和无理的调戏。小说中最有趣味的部分也在此时恰当地出现以缓和读者即将发作的孩子气。尤奇奥借用现代派女生的名义给平科和科佩尔达发的两封情书，打破了教授和君子赖以生存的严格的合法性和公开性的构架。当他们偷偷摸摸地在半夜跪到姑娘的窗下叫春的时候，他们已经被孩子气玩弄了。

贡布罗维茨并不介意用这样看起来有些粗俗的介质来讲一个严肃的个人观点，他拒绝成为民族、阶层、法律、模式的代言人，相反，他放肆地嘲笑这样的角色。在《费尔迪杜凯》里面，人们被彼此监视，人们被规则束缚，每个人对每个人而言都是孩子。孩子气似乎是一种无所不在的东西，教授、老爷、孩子、佣人、现代派家庭、学校教育、爱情都在以挑逗对方的孩子气为荣，而最终也被自身的孩子气埋葬。

回到“时间事实上是可以分割的”那场戏。一位衣冠楚楚的绅士，正带着虔诚和满足的神态坐在火车上——须知就在一小时前，他才向公司的下属们宣布了他对自己几十年来一成不变的姿态的深刻反感，作为惩罚，他将开始一趟不知所云的单身旅行——他深深陶醉于自己尚存的孩子气，陶醉于自己挖掘幼稚性的勇气。于是他有了个更妙的念头——像孩提时代数星星一样数清火车巨轮撞击铁轨发出的“咔嗒”声。不久他就后悔起来，一方面，他发现自己落入了一个永恒计算且无法归零的陷阱，另一方面，他又觉得自己若是从陷阱爬出则更会让他脸面尽失。于是，他趁着一个饱嗝的当儿重新端正了领带，然后情不自禁地为自己竟然玩这样的游戏而鼓掌，有保留地微笑，像面对下属一样严肃的凝视窗外凝视他的山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