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娱记遇见纪录片人

     电视节上碰到一位久未谋面的朋友，她是娱记，而我是参赛纪录片代表。长吁短叹时光匆匆斗转星移沧海桑田再一次让人感慨感动感伤地手足无措。她忽然阻断汹涌的波涛，问我：“你现在是不是很看不起我啊？”待想作出合适的修辞之前，我早已“没有没有”、“哪里哪里”地舞蹈了半天了。我总觉得命运是螺旋式的，是无休止的重奏。五年前她也曾问我同样的问题，我也是同样的手舞足蹈。彼时，我读中文系，她读新闻系。

坦白地说，从来我就没有想过如此朦胧的问题。好像是关于智商的，又好像是关于情感的，关于阶级的。但定眼一看，它好像又非常清晰，是关于传统、常识和偏见的。

又话说好莱坞一著名电影导演纵横江湖数十年，目空一切惟我独尊。每当有仰慕者毕恭毕敬递上名片，什么记者、律师、白领之流，无一不遭其白眼。但也不是没有例外。一日，一个满脸苦相之人战战兢兢来到名导面前，浑身的尘土，憔悴的面容，破烂的背包塞满了录像带，还有一张回程的长途汽车票。惊骇之余，名导轻声试探：纪录片人？该人颔首。名导立呼：f*** yeah (牛*)！

这一声“牛”立马把惨兮兮的中国纪录片人闹迷糊了。似乎世界上每个人都比他们更懂纪录片是什么，或者纪录片人在做什么。只要是个活着的人，免不了会沾沾自喜地说，纪录片者吾大爱也；但每次功名榜出来的时候，纪录片人瞅见的总是收视率乎大不利也。可怜纪录片，自从被推上神坛后，就成了悬在半空的庙宇，有人看，无人入。

电视节目那么多样式，看来看去也确实只有纪录片最接近艺术。拿《纪录片编辑室》来说，制片人王小龙乃上海文坛著名诗人，当年和舒婷北岛南北呼应，资深编导中亦不乏与赵丽宏、王晓鹰等作家同窗数载的文学名士，何况更有从北京电影学院出来的学者，人文气和文人气十足。这支被艺术奶大的制作队伍使旁观者徒生敬畏，进而产生幻觉，阳春白雪的画面幽然浮现出来。但随后想想也不对，你说《婆婆妈妈》是小众作品吗？你说《毛毛告状》是贵族艺术吗？没错，国外学者是把纪录片说成是high-browed（高档次）的东西，是用来提升国民素质的玩艺。BBC首任老总John Reith不是说：观众不知道他们想要什么，更不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做纪录片当然就是要让老百姓明白，他们倒底需要什么样的精神食粮。所以BBC就是有胆量在晚上八九点播放纪录片，一播就是一小时。中国不一样。中国有自己的纪录片传统，和三十年代英国的纪录片运动的主题有些类似，关注的是老百姓、小人物和他们充满血肉的现实生活，然而和《夜邮》、《北海》以及《天使之心》推崇的自然主义白描不同的是，中国纪录片从一开始就呈现出强烈的问题观念和故事意识，所谓“比故事片真实”的理念是建立在少量的想象力和大量的情节冲突基础之上的，它把个人放在社会和历史的维度进行关照从而拥有了真实的深度，但因此建立起来的一整套符号学体系不自觉地将其掩饰为群体性的表征，从而抹杀了个人主义，也抹杀了艺术分子的独立空间。

我总觉得电视是个处在社会正中的东西，和政治、经济、人样样挂钩。正因如此，我们可否不要说新闻、晚会或者纪录片哪样是纯粹的艺术，哪样又不是。俗话说，一个萝卜一个坑，娱记你的眼里只有明星，我纪录片人的眼里只有老百姓，这个大概也是市场配对分成，规律使然，没什么优等与劣等之分。但是梁朝伟已经放话：我最讨厌狗仔队；而老百姓还是嘴上捧着宠着纪录片人，单就这点，娱记还得加加油。但话说回来，我们的职业精神是共通的，你可以为一个明星守候一宿，我可以为了一个镜头等上半载。彼此，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