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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东蒋先生》可能有过的东西
十七年之后，依莱娜重访那个曾经抛弃自己的国度。在流放的那些年月里，她的血液慢慢被染成了法兰西蓝。布拉格的老友们把她带来的波尔多葡萄酒晾在一边，自顾自喝起了啤酒。一个已然死去的失忆，被喧哗的酒气猛地拦腰截断，便诞生了两个新生的时刻：过往被唤醒关头的某种象征，以及重置自身的时刻。蒋先生所历经的一切，是家庭的流放，历史的流放，物理建筑的流放，甚至可能有过的，对自己的放逐。此刻，他点燃了生日的蜡烛。六十年前，他出生在这里。明天，他就将离开。艰辛走过的岁月，将和这幢老宅一起，迎着崭新时代人们的叩门，而画上句号。这是个记忆的结束，抑或是个命运的回归呢？ 他如若隐约想过这大门合上后未来生活的大门又将在何处打开，他如若隐约想过谁将会为这个孤单的人撞开喧哗的啤酒宴会，那么他定然会被过往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细节刺入骨髓。梁子的想法和我的思索不谋而合。所以这位来自北方的女记者一遍又一遍地，直截了当地问蒋先生：“你怎么就不感伤呢？”蒋先生只是反复地说：“没什么可以想的”，“有什么可想的呢？”。梁子终于勃然大怒，“你怎么就不想想我的苦处！” 梁子是个直爽地可以在梁山排上座次的女人，她见过非洲人，见过阿富汗人，见过越南人，可就是从没见过蒋先生这类道地的上海老克勒。2002年的9月中旬，拆房工地的一堆废墟中，蒋先生翩然现身，梁子回忆说：“我从没见过那么漂亮的老头！”老头当然也绝非等闲，会打英文，会做西餐，深谙典故，生活精致。不过当“姑奶奶”闯进他老宅的那一刻起，一切都有了新的含义。房东不再单是房东，房客原本是个记者，从来都是镜头只拍别人，却不经意也成了那场戏的主角之一。 局外人成了局内人，纪录片将不像纪录片。抱着许许多多的疑惑，我见到了蒋先生。我发现在他沉默的面容之下藏着深深的世故、狡黠和因习惯而来的偏见。我说，文革那个年代；他说，“你是不会知道的”；我说，我知道，你天天背水泥，或者跪在碗底上被批斗；他没有接话，只说，“当你没钱的时候，上帝就离你远了”。 那次谈话给了我很大的震动，这不是缘于他说过的几句饱含哲理的话语，而是他在听我，一个旁观者复述自己曾经的经历时，那种无动于衷，似乎什么都不记得的表情。他是已经超越了记忆，还是他单单沉浸在我们的无知之中？ 不久就看到昆德拉的《L’ignorance》：“我们身后遗忘的时间越是久远，召唤我们回归的声音便越是难以抗拒。这句格言似乎勿庸置疑，然而却是错误的。当人们垂老，死期将至，每一刻都弥足珍贵，便没有时间可浪费，去回忆什么了。应该明白怀旧之情数学意义上的悖论：往往在年少时，过去生活的历程微不足道，人的怀旧之情才是最为强烈的。” 仅仅如此吗？ 当人们从一个梦中醒来的时候，发现星空中的那个恋人已经不可追回，但他们宁愿相信这份爱情是真实存在的。而无论如何，“爱”没有了现实的对象，即是空洞的，是一个关于过往的概念。蒋先生清楚地记得的是数字：母亲离开的日期，文革自己被踢出家门的日期，重归老宅的日期。这些数字是对存在过的事物的标记，是一个个还活着的概念，但它们回答着“是什么”而非“为什么”的问题。 所以梁子和他活在两个精神层面。这不单单取决于性格、地域习惯或是经验的不同，这是记忆的自然规律所致。最精彩的对话发生在两个人面对面的那一刻，他们的对话永远错进错出：
对自身记忆的顺从造成了彼此间的无知。也造成了评论界的困惑。记忆中，屏幕上没有出现过像蒋先生那么“小资”和“怀旧”的角色，也没出现过像梁子这么“粗暴对待老人”的女子；记忆中，没有哪个片子是俩人物从开头吵闹到结尾的；记忆中，也没什么谁拿着摄像机拍人家，最后反被人家抢过摄像机对着自己拍起来。这大概是《房东蒋先生》在地质学和修辞学上最有趣的地方。 记忆也是关于创作者的。现代小说赋与了作者更多的自由。如果说在经典小说年代，毕恭毕敬地为读者解释小说细节的作者有如一个勤务员的话，那么现代小说的作者仅仅是个接生婆，一旦作品诞生，就与之断开关系。今天，我对着那些从没看过片子却积极前来采访的记者，一遍又一遍地从这个故事的情节和人物讲起，看着他们莫名和空荡的眼神，我越发努力地从做片子的记忆里搜刮或者捏造出一些可资笑谈的东西。 不过，我还是想尽快忘记它。对于年轻人来说，过多的记忆有害无益。说句坦白的话，我已经模糊了那个过程，就是它怎么成为了今天这个形态的过程。如果这时，有人给我捎来那瓶陈年佳酿的波尔多葡萄酒，我会轻轻问他一句：“为什么不来点啤酒呢？” 2004-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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