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纪录片人讲故事之累

中国的纪录片人总是很辛苦。他们的课程表上填满了道德学、社会学、逻辑学、历史学、档案学，等等等等。不过这还都不作数，有经验的老师傅会告诉你，把这些基本的颜料倒进一个大染缸，经过长年累月精心的调配，便可揉出一样至关重要的大学问，那便是叙事。

叙事，按通俗的说法，就是讲故事。但千万不要小看了这“叙事”二字，中国纪录片人光是打量一下这个无底洞，便觉得脑袋要晕三分。叙什么样的事，叙出什么样的格局来，叙到几分熟几分生，叙到怎样的精神出口，这些问题在下无底洞之前均要一一盘查清楚。当年基洛夫斯基刚下洞玩了几回就放弃了，倒不是因为不好玩，而是他发现这场游戏存在着一个巨大的先天缺陷。中国的纪录片人当然不是基洛夫斯基，他们多半既非浪漫主义者又非现代主义者。他们仅仅是拥有镜头指向权的农民、工人、学生，或者所谓的新锐分子。

看纪录片看出门道的人能够很轻易地辨认出各类叙事方式的祖籍。BBC的纪录片靠的是诗人和教授讲故事，探索频道的那些东西由一群流水线工人和商贾们制作和操纵，而如果你在一大堆片子中，闻见眼泪、苦痛、疾病、分离、重逢的味道，又瞅见大伯大妈、下岗职工、路边艺人、庙里和尚的身影，最好是再有一些老镜头和新现象的对比，凭着此类标准寻找中国的纪录片，就八九不离十了。这些叙事要素作为典型化的模版特征，从《毛毛告状》的时代沿用到今天。十多年来，中国纪录片的关怀传统和关注视角不曾有过根本的变迁。

纪录片叙事传统中被视作前提的是范畴内的真实性。在中国，这样的真实性被演绎为细节的真实性。一种灾难，一次哭泣，就个体而言确实是真实的，然而当我们一次次不安地在荧屏上看见患白血病儿童的泪水和父母佝偻的身躯，看见失散半生的父亲和儿子在机场抱头痛哭，看见一桩桩动人地有些离奇的助学故事，又看见一个个跌宕起伏的破案瞬间，我们不禁要把那份好奇心、同情心和窥私僻转化成质疑：中国的纪录片究竟是怎么了？那些被讲述的故事确实足够真实、足够精彩，但是生活真的就是这样吗？当然不是。因为细节真实永远代替不了整体真实，偶然永远代替不了必然，买彩票中大奖是事实却不是什么真理。为了刻意追求曲折、躁动的故事而忘却生活平淡、孤独的常态，忘却生活的乐感和哲理性，这本身就是一种背叛。

有人说，中国纪录片人是文学奶大的一代，他们把纪录片本身视为一种创作，然而，文学与纪录片之间，也就是个体的艺术和大众的非艺术之间的那道鸿沟是怎么也抹不去的。今天，小说的发展已经到了这样的一个传统与现代并存的时代，而中国纪录片的叙事语系还徘徊于自然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的游廊间。拿这两者进行比较，实在是没有什么意义。

前些日子看国外的电视论著，研究者很有意思地提出了一个新词：电视盲。他说，如今的社会仍有不少的文盲，可是电视盲却少得出奇。理由是，人们对电视的那套符号体系早已烂熟于胸。这无形中给爱讲故事的纪录片人制造了一个大麻烦——面对摄像机，人人都知道该如何表演，人人都从一个生活者变成了舞台上的舞者。当中国纪录片人还在为国外纪录片以表演再现历史的方式而争论不休的时候，这个近在眼前的普遍现实不能不说是一种切肤之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