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拉格之魂

(伊万.克里玛)

到英国不足一个月.

躺在床上，

看阳光月光一律惨白的进来

想今天该做什么，想得几乎窒息

翻出Klima写的这本书，读得兴奋至极。

布拉格本是梦中之城

——半夜就着微光

将它们一字一句地翻译出来。

那晚窗外大雨如注。

今天，我不在英国

也不在布拉格

我曾在过去的两年时间内四处旅游。我访问过许多城市，参观了为数众多的大教堂、博物馆、画廊、花园和宫殿。这留给我一种奇怪的混杂的印象，一种不确定的感觉，如我在哪里看到了什么。这种不确定决不是记忆力糟糕的结果，这只是因为我很少有时间，进入到任何与这些城市的关联当中。一个城市恰如一个人：如果我们不去和它之间建立一个真实的关系,那么它就只是一个名字，一个很快就将被我们淡忘的外在形式。为了建立这种关系，我们必须观察这个城市，并且理解它的特出个性，它的“自我”，它的精神，它的身分，它生命的环境，因为它们的进化，穿越了时间和空间。

许多研究和论文曾将笔墨落在布拉格之魂上。已经出版的书籍也常常冠名以“魔幻的布拉格,神秘的布拉格”。有趣的是这些书的作者都是外国人。我曾经读过的介绍布拉格的书籍中，最精美也是最广博是由一个意大利人A.M.里佩里诺完成的；其它则由在布拉格的德国人，或者犹太人写就，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得不移民离开捷克斯洛伐克以逃避纳粹。看上去，他们对布拉格的描述，支配着访问者的想象力。这是一个神秘而令人兴奋的城市肖像，它以自己的氛围、以常年甚至几个世纪内并存的三种文化――捷克的、德国的和犹太的文化――的非凡而刺激的结合，激发着人们的创造力。“Ich bin binternational”，说德语的布拉格人乔阿纳斯·乌兹迪尔的一语双关。对于他来说，布拉格的环境有一种童话般的美丽，准确的说，这是缘于你在这里“超越国境”般的生活，因为国籍间的冲突互相抵消了，随之诞生了一种非实质的不确定而神秘的世界，这个空间可以被认作非捷克的、非德国的、非犹太的、甚至也非奥地利的。乌兹迪尔，和许多同时代的人一样，用大量的闲逛市民填充它为布拉格及其街道所作的画像。但是他同样描绘了布拉格独特的空荡小巷、夜总会、露天阳台、剧院以及歌舞表演、小商店、小咖啡馆，当然，首先是啤酒厅、酒栈、学生社团和文学沙龙，还有妓院和五光十色的都市黑社会。当然，这一肖像是由他那代人的经验所控制，但同样是由世纪之交在此居住的大量伟大灵魂所决定的。单单想想作曲家德沃夏克和斯梅塔纳，作家哈谢克、卡夫卡、里尔克、沃菲尔、乌兹迪尔、布洛德，还有政治家马萨里克。捷克和德国的剧院活跃着一代了不起的演员和歌者；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在德国大学演讲；在一段冗长沉闷的岁月之后，捷克查尔斯大学终以大量在自身领域享有国际声誉的学者而骄傲。这类光芒四射的创造性灵魂的聚集，当然不能由外部环境做出解释，因为这样的环境只会有助于某个智慧能够自我表达的所在。但是在它的垂危之年，奥地利帝国确实为自由创造提供了足够的空间，那种精神，好像就处在对迫近灾祸的预期中，渗透在城市的生活中。

但是我认为自由并不是影响布拉格的形式和精神的最大因素。一切恰恰源自无自由、奴隶状态的生活、许多可耻的失败和残忍的军事占领。世纪之交的布拉格不再存在，那些可能记得那段时期真相的人们也不再活着。犹太人被谋杀，德国人被流放，许多伟大人物被赶出和驱散到世界各地，小商店和咖啡馆关门了：这就是遗留下来的布拉格，被带到了新的fin de siècle。

这一盛行的精神在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不再存在于世界的任何地方。它只是在别处，转变并不剧烈和显见。然而，究竟是何种精神占据着如今的城市？

布拉格被布来米斯里德王朝选为首都城市。统治区的版图并不大，但他的地理位置却处在欧洲的中心，这注定将成为一个引起众多外来兴趣的地方。在有记载的历史开端不久，其他力量就加入了捷克：首先是犹太人，在13世纪，是德国人。他们都生活在同一片土地的共同的统治之下，德语中有一个有关于此的特殊词语“Boehmen”，这在捷克语中并不存在。不像后来的解释受到了19和20世纪民族主义的影响，最初的来源告诉我们大多数地区的捷克人和德国殖民者相处融洽，不管他们是住在边境地区或是正好在首都城市。犹太人的生活更不稳定，煽动仇恨的人不时地发泄他们对有时说捷克语有时说德语的愤怒。然而，所有居住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都平等地遭遇了瘟疫和战时。

很少有哪场欧洲范围内的战争没有影响到捷克。布拉格是被围困、被占领最频繁的，然而，不论——或许是因为——这个，这个城市更喜欢去协商，甚至投降而不是回击。这样的政策（常常遭到非议）成全了它的生存，虽然也不是没有牺牲。

1620年，在反对哈伯斯堡王朝的不成功的起义后，捷克的贵族政权毁掉了独立，国家失去了享用至此的自由，甚至是有限制的自由。布拉格不仅被占领的力量，而且被统治者所劫掠。鲁道夫二世积敛的华丽艺术收藏，几乎都没有存留下来，尽管在17世纪之初它们还在最珍贵最广博的收藏之列。鲁道夫死后，绘画被用车装载到维也纳，不久之后，许多又被瑞典人作为战利品掠走（许多征服过布拉格的民族之一）。留下来的物品则逐渐由后来的哈伯斯堡统治者转移到维也纳。

然而物质损失只是降临到这个城市头上的不幸之一。新教徒的教士们从这里被流放，大多数的贵族们也离去了。政府，教育业，甚至人们灵魂的守官之职都落入了外国人的手中。曾经的皇帝们的宝座，曾经的人文主义思想的中心，布拉格变成了维也纳宫廷的旅游胜地。第一个领导抵制天主教的欧洲城市被迅速的天主教化，一旦需要，允许暴力。

最常套用在布拉格上的一个绰号可以表达为“一百尖顶之城”。没有人认识到它的许多尖塔和巴洛克大教堂建于天主教化这一时期。这段时期总与暴力、强迫流放相连，与流离失所或至少失去个人的最初信仰相连。

同时，这却并不能表明这个城市经历的只有失落。新的传教士来了，建造了新的教堂，新的统治者为自己安置了新的宫殿，这一切都有助于布拉格的市民和普通人谋求生计。正是在这一时期，欧洲巴洛克建筑最好的设计师设计并建造起了最被称颂的皇宫和花园。

不过有些东西已经破碎了。失败中的某些因子长久地左右着城市的灵魂。因为除却几个短暂的时期，失败、自由的失落、异族统治者的征服从未被驱散。相反，在一如既往的快速更迭中，新的失败换来了新的失落。而即使是从如此不祥的命运中，这个城市仍能提取出某些积极的东西。这恰是其神秘的一面。

布拉格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是它不善卖弄。弗兰茨•卡夫卡（如同许多其它知识分子）惯于抱怨布拉格的任何东西都是那么微小而狭促。他的所指肯定是生活环境，但如应用到城市本身和自然大小上亦是同样正确。你在那里的中心找不到一幢高楼或是凯旋门，布拉格便是这样的为数寥寥的大城市之中的一个。在那里，即便是许多金玉其中的宫殿，都仅存有不显眼而平易的外表。这很像军事营地，似乎总是努力使自身显得比实际情况看上去小。上世纪末，布拉格人复制了埃菲尔铁塔，但是他们把它缩减到原先尺寸的五分之一。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们修建了许多学校、体育馆，但是他们却没有建造一个宏伟的国会建筑，比如在伦敦、布达佩斯或者维也纳那样的。1955年共产党人为苏联独裁者约瑟夫•斯大林建起了一座巨大的纪念碑；七年之后，他们又亲自将其消毁。

世纪之初可能被认为琐屑或粗鄙的东西，今天我们却宁可视之为一种人性的维度，并且令人难以置信地保护它们。

分寸感同样渗透在人们的生活中。捷克人的生活不追求奢淫的卖弄，如城墙大小的广告、焰火、炫目的社团气球、娱乐场或者壮阔的军事检阅。它试图选择市场、周期性的节日以及简单的舞蹈。展示性的庆典往往是在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体育场（建造在城市周边，因此它的大型规模不成其为干扰因素）举行的索科尔体育竞赛。这一活动聚集了数以万计的体操运动员，他们在接近二十万名观众面前按照程序进行着同步表演。然而就算是这样的活动也更多呈现出适度和有约束的热情，这不是一种要让世界震惊的渴望。

一段历史平静地展开，似乎要流淌到人们的意识之外，但是一段充满着起义与倾覆、占领、解放、背叛以及新的占领，成为一种负担，一种不间断的生命无定的提醒者，进入到人们和城市的生活之中。布拉格没有很多公共纪念碑或者纪念馆，但它确实有很多建筑物，无辜的人们在那里被囚禁、被拷问、被处死，而他们通常是这个国家中最好的人。布拉格克制的那部分力量使这些伤口没有被展示出来，好像它希望尽快忘记这一切。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总是推倒那些象征刚逝时光的纪念碑（皇帝以及第一、第二，现在甚至是第四位总统的纪念碑，用以赞誉征服者的纪念碑）。街道同样频繁地更换着名字。有些单在这个世纪就更换过五个名字。陌生人可以行走街上，遗忘这些；一个知道某个地区的访问者会为此感到疑惑，怀疑自己是否走错了路。街道的标识证实着一种抹去某些东西的念头，而这些东西却恰恰无法抹杀――它的过去，它自身的历史，一段看起来过于沉重而难以负载的历史。

让一个人承载自己命运的包袱，让一个国家承载它自身的历史，耐心和毅力是不可或缺的。同样的，一个城市，也必须具备这样的品质。如同其它许多语言，在捷克语中，表述“耐心”的词语（trpëlivost）做动词时和“遭难”(trpët)有着相同的词根。这个城市显然宽恕了战争的蹂躏，不得不承受更大的痛苦，不像很多城市为好战行为蠢蠢欲动。外国人的行程常常只带着他们去一些游客可去的地方，与他们不同，我能够进入古老的建筑和一些早先的宫殿，观察自作主张、野蛮粗鲁的的看护者是如何允许天花板倾塌，又是如何通过炫目的沙龙营造出新的墙壁并把它们转变成小卖部和办公室。我曾目睹欧洲最漂亮的层叠花园被阴气所倾吞；没有覆被的花床走向死亡；教堂变成仓库，最终成为一堆连储藏都成问题的空地。如果布拉格仍然站立着，尚未失去它的诱惑和美丽，那是因为它的每块石头，如同它的人民，表达着他们忍耐已久的坚定毅力。

我常疑惑布拉格的那个地方应该被视作它的标志性中心。城堡？老市镇广场？温萨斯拉斯广场？城堡，虽然是最常见于明信片的图像，并且常被艺术家所描绘，对我来说，却象征着某些不同的意义。温萨斯拉斯广场直到19世纪还是集市的所在，却与城市的命运缺少密切的历史关联。那么老市镇广场呢？毫无疑问，它使捷克历史的负担具体化了。大约四个世纪它都被那场发生在1921年的可耻的事件打上烙印，二十七个捷克贵族、市民和精神领袖被公开处决。它已成为布拉格人耻辱、人性奸诈、适应薄情的象征。一次又一次的，庆典在这里举行，赞誉当前的统治者，无论是热爱的或是（更通常的）不热爱的；足够多的人们会来这里表达敬意，出于兴趣，或是因为他们为害怕所驱。

对我而言，城市的物质和精神的中心是一座大约700年之久的石桥，它连接着西方与东方。查尔斯桥是城市在欧洲的地位象征。自从桥基被安置那天，分为两半的桥就开始寻觅对方。西方和东方。同样文化的两个分支，代表着欧洲人的两种不同的传统，不同的部落。

它同样代表着这座城市特殊的保护层，以及它从灾难中恢复过来的能力。多少世纪以来，它抵挡住了常常淹没布拉格的高位洪水。只有一次，两个世纪前，它遭难了，两个拱门倒塌了，连同行人一起被卷入如兽般的洪水。然而，桥却很快被修复了，今天布拉格的市民不再知道任何这一事件的任何方面，而同时代的史书编写者却将其视作折磨这座城市的最严重的灾难之一。

布拉格所说的语言同样不饰雕琢。它充满本国性，不像，比如，俄语，没有因博大的情感而展开大量的储备。今天一个捷克作家在用“有魔力的”或者“神秘的”来描写他的城市时会犹豫不决；他甚至为犹豫是否改这样想。

在瓦拉夫·哈维尔的戏剧《观众》中，作者提出某种情境，即一个被禁的作家不得不去一家酿酒厂工作，并试图用重复的手法为之定名：“他们是自相矛盾的，嗯？”词语“矛盾”也可运用到这个城市身上。布拉格充满矛盾。它被教堂充斥，然而只能找到为数甚微的专业天主教徒；它以拥有中部欧洲最古老的大学为荣，它以数个世纪以来，拥有的学术人口为荣，然而这又是世界上鲜见的轻视知识的地方。

另一个矛盾在于统治这座城市的机构：布拉格城堡。它是中部欧洲最大的城堡之一（它的基础平面图建立于重大失败时期之前），每次统治者很少居住期间的时候，伟大的城堡就经历着它最后的伟大重建。现在它是总统的宝座。他们的命运折射出了他们统治的城市的命运。在以前的九个总统中，有四个在监狱里待了超过三年的时光；第五个入狱时间短些；另一个（也许更容易被忘记，因为它统治的大部分时期正好是纳粹占领阶段）死在监狱；三个越狱或者仅因逃离国家而被处死。监狱与皇家城堡，多么奇怪与矛盾的结合！

也许只有在一个如此矛盾遍布的城市，两个截然不同然而智慧的作家才相隔数周降临世间。其中一个是犹太人，用德语写作，一个素食主义者、绝对禁酒主义和热衷自己想法的苦行者，一个为对自身责任的认识、他作为一个作家的使命、他自身的弱点所困扰的人，他不敢在自己在世时出版他的大部分作品。另一个人是个醉鬼，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一个“born vivant”,一个嘲笑自己职业和责任的性格外露者，一个在酒吧里写作并卖掉它们换取啤酒的人。弗兰茨.卡夫卡和雅罗斯拉夫•哈塞克，《好兵帅克》的作者，活在他们那隔开几条街的信仰的生命里（均早死，彼此在一年之内）。他们彼此接近同样的年代，创造出天才之作，但是那些作品看上去并非由仅由年龄相隔离，同样由陆地所隔开。从那时开始布拉格的人们开始使用“Kafkãrna”来形容他们生活的荒谬，并且调动他们自己的能力轻视这种荒谬，用幽默和完全被动的抵抗来面对暴力。vejkovina。

布拉格过去的年代已经过去了。没有人可以让谋杀重归生活，那一切中的大多数被驱逐出境并且可能永远都不会再度回到这个城市。然而，布拉格幸存下来了，最后，再度品尝自由的滋味。它的精神同样是完整无缺的。在1989年通向自己之路的革命中它大胆地表述自己。革命因高调的口号和旗帜而卓显，至少是玻璃粉碎，乱石飞舞。11月革命得到了一个称号“柔软”，它不同于其它革命，不仅仅在于它的平和，也在于在斗争中使用的主要武器。这是奚落。几乎布拉格的每个可利用的空间――建筑物的墙壁、地铁车站、公共汽车和路面电车的车窗、商店橱窗、街灯柱，甚至雕像和纪念碑――几天之内，都被难以置信的大量记号和海报所覆盖。虽然口号只有唯一的目标――推翻专政――它们的语调是轻柔的、讽喻的。布拉格的市民并没有用剑为他们的统治者散发coup de grâce，而是用玩笑。在斗争的这种最本源的、不诉诸感情的的风格的核心，留驻着极好的激情。在这座非凡的城市的生命中，这是值得记载的最近也许是最非凡的矛盾。

2001年10月23日凌晨0时44分完成翻译